钱锺书说，
她“绝无仅有地结合了各不相容的三者：
妻子、情人、朋友”。
朱光潜说，
全中国散文（小说）翻译，“她最好”。
她自己却说，
“我是一个零”。
她的一生，高低起伏，
但始终能做到：
因信念而镇静，
因镇静而强大。
从她身上散发出来的能量，
不仅让她自己稳稳地立身于
这个“人生实苦”的世界，
还始终守护、温暖着家人和朋友，
更是以文字，
关照着每一位素未谋面的读者。
▲杨绛（1911.7.17—2016.5.25）。
杨绛，原名杨季康，
1911年出生于一个开明知识分子家庭。
家境优渥的她，
在父母的荫庇下，
受到良好的教育，
也养成了独特的个性。
与同龄人相比，
她总是多出一份智慧和镇静。
上小学时，
她凭借出色的表现当上了小鬼里的大王：
有一回，
一个女孩贪玩陷入到池塘的泥地里，
走出来后却弄丢了袜子和鞋子。
女孩怕得哇哇大哭。
有几个孩子，
用竹竿挑出了带泥的鞋子，
但袜子实在是没办法了。
杨绛使劲一想，
脑海里闪过了早上有人穿两双袜子的画面。
于是，杨绛立即发号施令：
“谁穿两双袜子的脱一双给她，
皮鞋到汽车房的水龙头下冲洗干净，
大家都拿出手绢来给她擦干。”
——大家照做，还真有穿两双袜子的。
最后，女孩顺利“逃过一劫”，
没有受到管事修女的责骂。
▲1927年，杨家全家福，摄于苏州旧居。后排左二为杨绛。
这种聪慧和淡定，
也一直主导着她的升学和人生。
1932年，原本要投考清华研究生的杨绛，
因突然发荨麻疹，很是困扰，
于是，打算这一年先放弃考试，
养好病后再作规划。
那时，杨绛与钱锺书已生情愫，
钱锺书对此不够了解，
不赞成她放弃。
杨绛无暇申辩，
只不再理会钱锺书。
这一消失，
吓得钱锺书以为杨绛再也不理他，
作了很多伤心的诗，
后来又写信讲和，
如此，俩人才又重新联系。
第二年，杨绛按照规划，
成功考上了清华研究生院。
▲1932年，与好友蒋恩钿摄于清华。
1935年，杨绛和钱锺书完婚，
随后一同前往牛津留学深造。
在牛津大学图书馆里，
面对满架的文学经典，
杨绛十分兴奋。
因为，当年考入清华后，
她就深感自己欠修了许多文学课程，
来不及补习。
如今，她感慨，
终于可以“从容自在地好好补习”。
▲1936年，与钱锺书摄于牛津大学公园。
1937年5月，女儿钱瑗出生，
杨绛在产院住了好几个星期，
钱锺书只能一人在家过日子。
每一天，
钱锺书都会到产院去探望杨绛，
但总是愁眉苦脸。
他总是告诉杨绛：“我做坏事了。”
比如，
他打翻了墨水瓶，把房东家的桌布染了；
他砸坏了台灯，灯不好使了；
他弄坏了门轴，门关不上了。
而杨绛总是回复他：“不要紧。”
“不要紧，我会洗。”
“不要紧，我会修。”
钱锺书对杨绛的话深信不疑。
杨绛回家后，
果然把钱锺书干的“坏事”都处理妥了。
▲我们仨。
她总是尽心把爱人照顾得很好。
抗日战争期间，
钱锺书写《围城》时，
为了省俭，她辞掉女佣，
自己做起了“灶下婢”。
此前，她可是宽裕家庭里的大小姐。
后来，有人问她，
作为在开明家庭和教育中长大的“新女性”，
结婚后却需要对公婆行叩拜之礼，
学做“媳妇”，
在家里做“不花钱的老妈子”，
她自己怎么看待这种转换？
杨绛说，
抗战那会儿，生活艰难，
从大小姐到老妈子，
是角色的变化而已，
很自然，并不感觉委屈：
“因为爱，出于对丈夫的爱。”
“我了解钱锺书的价值，
我愿为他研究著述志业的成功，
为充分发挥他的潜力、创造力而牺牲自己。
这种爱不是盲目的，
是理解，理解愈深，感情愈好。
相互理解，才有自觉的相互支持。”
钱锺书的“示弱”，
并非依赖，而是信任；
杨绛的“包办”，
并非牺牲，也是信任。
两位志同道合的学者的结合，
是互相成就。
▲1950年，摄于清华大学。
杨绛比钱锺书成名要早，
1943年，她的话剧处女作《称心如意》公演，
一举成名。
那些年，在文化圈里，
人们都称钱锺书为“杨绛的丈夫”。
但是，杨绛认为，
自己赖以成名的几出喜剧，
在价值上，
是断不能够与《围城》相比的。
出于对钱锺书才华和志向的了解，
杨绛打从心底支持他做学问。
而杨绛的付出，
钱锺书也看在眼里。
知她爱面子，他会陪着一起去菜市场买菜；
怕她太劳累，
自己学着洗衣服，尽管帮了倒忙；
在研究和翻译工作上，一起讨论，互相鼓励……
▲1983年，杨绛与钱锺书在家中。
华裔文学理论家夏志清
曾评论钱锺书和杨绛的爱情：
“整个20世纪，
再没有一对像他俩这样才华高而作品精，
晚年同享盛名的幸福夫妻了。”
他们的感情，
是一种以知心朋友为基础的真挚爱情。
杨绛对“爱”的认识和信念感，
让她始终倍感幸福。
“每项工作都是暂时的，
只有一件事终身不改，
我一生是钱锺书生命中的杨绛。”
1939年，
在清华任职还不满一年的钱锺书
某天忽然收到父亲来信，
叫他到蓝田去当英文系主任，
方便侍奉父亲。
钱锺书及其家人，认为都该去；
而杨绛则持反对意见。
为此，她急冲冲地告诉自己的父亲，
指望听父亲的意见。
然而，父亲听完却
一脸淡漠，一言不发。
父亲的沉默忽然让杨绛陷入了思考。
“我想，一个人的出处去就，
是一辈子的大事，当由自己抉择，
我只能陈说我的道理，不该干预；
尤其不该强他反抗父母。”
▲杨绛和钱锺书。
就这样，杨绛想通了，
决定尊重丈夫的个人选择，不再勉强他。
而后来，
在关于个人选择与命运洪流的问题上，
杨绛还有了更深刻的理解。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
国民党政府高官曾许钱锺书
一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职位，
钱锺书却一口回绝。
杨绛认为，这是一份理想的差事，
为何拒绝呢？
钱锺书解释道：“那是胡萝卜。”
杨绛理解了，
他不肯受“胡萝卜”的引诱，
也不肯受“大棒”的驱使。
而后，解放战争爆发，
不少人惶惶不安，
劝他们离开祖国，
并为他们铺好路。
而钱锺书夫妇再三思考，
始终认为，
人最终还是要跟自己的祖国人民共命运的。
▲1948年，摄于上海。
1949年8月，
钱锺书一家登上火车，
回到了母校清华，
开始在新中国工作。
“料想安安分分，坐坐冷板凳，
粗茶淡饭过日子，做驯顺的良民，
终归是可以的。”
然而，留下后，
他们并没有过上料想中的安稳日子，
而是被各种运动打破平静。
多年以后，
杨绛在散文集中论及“命与天命”，
她很明确：
“这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不是不得已。”
杨绛对自己人生中的种种选择，
大概是从不后悔的。
因为她明白，
个性决定命运，
在命运的洪流中，
做主的其实总是自己。
“烈士杀身成仁，
忠臣为国捐躯，
能说不是他们的选择而是命中注定的吗？
他们是倾听灵性良心的呼唤，
宁死不屈。”
1978年6月，
西班牙国王和王后访华。
邓小平将中译本《堂吉诃德》
作为国礼赠送给他们。
国宴那一天，
邓小平将译者杨绛介绍给他们认识，
杨绛与西班牙国王、王后行握手鞠躬礼。
随后，邓小平问道，
《堂吉诃德》是什么时候翻译的？
杨绛并无细说，只简单答了一句，
今年出版的。
几个字的背后，
其实是将近二十年的坚持。
1958年，
接到西班牙名著《堂吉诃德》翻译任务，
杨绛欣喜不已，
因为这是她很想翻译的书。
原本，她要从已有的英译本或法译本里
选最好的进行转译。
然而，在仔细对比五个不同的译本后，
她认识到，
要忠于原作，只能直接从原作翻译。
于是，47岁的她开始自学西班牙语。
她原本迟疑，
自己读西班牙语不准、也不会说，
“我能翻译西班牙文吗？”
钱锺书告诉她，
“翻译咱们中国经典的译者，能说中国话吗？”
至此，杨绛安心钻研西班牙语笔译。
面对这样一部重量级作品，
翻译工作是艰辛的。
要做到“信、达、雅”，
必须一字一句，细细斟酌。
百岁之时，当杨绛再谈起这本译作，
她只说，“翻译是一项苦差”。
▲阅读中的杨绛。
为翻译好《堂吉诃德》，
她不仅要读西班牙语原文，
还读遍了一切关于塞万提斯的著作，
一切都是为了彻底了解原著的字句和内涵。
除此以外，多年来
她不断进行修正和完善，
钻研如何用读者的语言，
让读者从译文中领略原文。
譬如，原文的“理直义正”，
与中国的常用语“理直气壮”，
有所同却又不完全相同，
为不生硬，也不过分发挥，
最终杨绛改为了“合乎正义公道”。
除开学问上的考验，
一些无妄之灾的降临，
更是对学者极大的烤炼。
1966年，杨绛和钱锺书先后被“揪出”，
成为“牛鬼蛇神”，
被安排在学校里劳动。
一个学者，不能做学问了，
只能扫院子、扫厕所。
随后，杨绛被要求交出《堂吉诃德》的译稿。
那时，她已将第一部译完，
第二部也已完成四分之三。
交出当晚，她还被剃了“阴阳头”。
《堂吉诃德》的翻译工作，
就此中断，
而那些被收缴的译稿，
从此下落不明。
后来，杨绛偶然在打扫一个脏屋子的时候，
看到了一些。
那一刻，杨绛形容为：
“好像找到了失散多年的儿女。”
▲1978年版《堂吉诃德》中译本。
一晃四年过去。
1970年，被下放干校前，
译稿才发还到杨绛手上。
几年间，尽管没有译稿，
但搞劳动的杨绛并没有荒疏西班牙语，
仍找机会保持学习。
再到1972年，
当杨绛和钱锺书作为第二批“老弱病残”
从干校被送回北京后，
杨绛才终于有时间重新翻译这部著作。
然而，一切是熟悉的，却更是陌生的：
因翻译工作中断多年，
思维难以续上。
于是，她一股气决定从头再译。
终于，六年后，
《堂吉诃德》中译本顺利出版，
从此成为了名著名译的经典之作。
当年，西班牙访华先遣队到北京时，
正巧路过书店，
看到书店门口排着长长的队伍。
拥挤的人群，
就是为购买《堂吉诃德》中译本而来的。
▲1986年，杨绛在西班牙驻华大使馆接受“智慧国王阿方索十世十字勋章”。
杨绛长达二十年的坚持，
源于她对这部小说的“特别喜爱”：
“堂吉诃德是彻头彻尾的理想主义者。”
她十分敬佩这位瘦弱老头与巨人较量的胆量。
这种胆量，
在她的身上，异曲同工。
而对于那些曾经十分折磨的回忆，
她后来只说：
“人性并未泯灭，乌云镶着金边。”
1980年后，
杨绛一家的生活逐渐安稳，
在工作和创作上，
都有了成绩。
然而，他们的身体状况却总是欠佳。
杨绛有冠心病；
钱锺书患气喘、肾病；
钱瑗，肺癌转脊椎癌，
发现时已是末期。
▲1981年，摄于三里河寓所。
1994年夏天，钱锺书住院，
杨绛每天为他送饭送汤。
1995年冬天，钱瑗也住进医院，
但无法每天相见，只是每晚通电话，
每星期去看她。
三人分居三处，
杨绛成为了这个家传递消息的联络员。
▲钱瑗写给爸爸的信。
不过，这样的日子，
两年后就结束了。
是让人心碎的结束。
1997年春天，女儿钱瑗病逝。
1998年冬天，爱人钱锺书病逝。
“我们三人就此失散了。
就这么轻易地失散了。”
尽管杨绛向来坚韧，
但至亲的离世，
对她仍然是巨大的打击。
“悲痛是不能对抗的，只能逃避。”
1999年，
她选择了一件需要投入全部心神的工作，
来逃避悲伤。
——翻译柏拉图《对话录》中的《斐多》。
《斐多》讲的不是文学，是哲学。
▲世界名画《苏格拉底之死》。
以前从未涉猎哲学的杨绛，
翻译时尽量避免哲学术语，
努力把这篇语言生动如戏剧的对话
翻译成戏剧似的对话。
在一遍遍阅读中，
几千年前苏格拉底从容就义前
对生死话题的侃侃而谈，
仿佛就在眼前。
“他那灵魂不灭的信念，
对真、善、美、公正等道德观念的追求，
给我以孤单单生活下去的勇气，
我感到女儿和锺书并没有走远。”
杨绛在哲学中找到了答案，
治愈了自己。
“钟书逃走了，我也想逃走，
但是，我压根儿不能逃走，
得留在人世间，打扫现场，
尽我应尽的责任。”
杨绛开始整理钱锺书留下的
各种手稿和笔记。
个中艰辛，并不比翻译《堂吉诃德》来的少。
此时的杨绛，已年近九十高龄，
手稿不仅数量繁多，前后互引，
里面还掺杂着杨绛并不擅长的
德文、意大利文、拉丁文，
因此，整理时要付出巨大的精力。
▲1999年，杨绛整理钱锺书笔记“容安馆札记”。
2011年，当极耗心力的
20卷《钱锺书手稿集·中文笔记》出版时，
在一场座谈会上，
杨绛通过录音表达了感激之情：
“为他立项出版一部不大可能热销的‘手稿集’，
他今天准会又高兴，又得意，又惭愧，又感激。
我是他的老伴，能体会他的心意。”
话语有力而又激动得微微颤抖。
这一天，
她也是又高兴，又感激。
“在这个物欲横流的人世间，
人生一世实在是够苦的。”
杨绛清楚地知道，
人生里充满了苦难。
但纵观其一生，
不论是在顺境还是逆境之中，
她似乎从未有过失控的时刻。
在杨绛百岁之年的一次采访中，
记者问她，
身上那无怨无悔、向上之气来自哪里？
杨绛回答，来自于信仰：
对文化的信仰，对人性的信赖。
有信念，就像老百姓说的，有念想。
记者又问，
您看重“自由”，
可是却又总是在“容忍”，
从做钱家媳妇的诸事含忍，
到国难中的忍生活之苦。
这好像是两个气质不同的东西。
杨绛回答，
这也忍，那也忍，
无非是为了保持内心的自由、内心的平静。
▲2003年，摄于北京三里河寓所。
她在容忍中得到了什么？
“我穿了‘隐身衣’，
别人看不见我，
我却看得见别人。
我甘心当个‘零’，
人家不把我当个东西，
我正好可以把看不起我的人看个透。
这样，我就可以追求自由，张扬个性。”
参考文献：
杨绛：《杨绛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
董衡巽：《记杨绛先生》，《外国文学评论》，1991年第4期
卫视：《我的中国心：坐在人生边上——杨绛》，纪录片，201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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